近年来，大专教师被视为年轻人逃离职场内卷的一条隐秘通道。社交媒体上，不少人把它称为可以躺平的“神仙职业”，俨然就业市场之外的一块避风港。
在大专院校当老师，看起来具备一份理想工作的多数条件：门槛低，大部分岗位只要求硕士学历；相比中小学教师，没有升学率和分数排名的压力；相比企业，拥有固定的寒暑假；工作稳定，几乎没有被辞退的风险。
这条赛道对一些刚毕业不久的硕士有着特殊的吸引力。求职市场后，她们发现，学历未必能直接兑换成高薪工作，可供选择的方向也比预想中有限。
企业招聘看实习和行业经验，体制岗位要经过激烈的考试，本科教师岗位向博士倾斜。夹在企业、考公和高校之间，大专院校提供了一张仍能够得着的入场券。
在家附近当一名大专老师，意味着体面、稳定、时间自由。
「视觉志」对话了三位进入大专任教的年轻硕士。挤进“围城”后的她们发现，大专并非稳定的彼岸。岸上，同样拥有规则、压力和不断变化的水位。
课堂只是工作的一部分，学生日常管理、行政材料、教学考核、职称压力以及等等琐事，同样卷到令人焦头烂额。
至于收入，有人在寒暑假，没有课时费、扣除保险后，工资只剩一千多元。
当“价值感”受到冲击，有人选择留下，有人选择离开。
上岸
Jocelyn，25岁，河北，民办大专
2024年的夏天，求职季，彼时23岁的Jocelyn，第一次经历整夜失眠。
6月底，她从香港城市大学的语言研究专业硕士毕业。回到石家庄，求职季的焦虑让她开始睡不好觉。
本科时，她在河北师范大学读中外合作翻译专业，同时取得了英国斯特林大学的学位。一段纯翻译实习让她意识到，自己并不愿意长期坐在电脑前，处理重复、琐碎的文本。
大专教师这份工作开始进入她的视线，这是少数和专业相关、又相对稳定的去处。但Jocelyn从小不喜欢公开发言，大学里做课堂展示也会紧张；她没有考教师资格证，更没有真正站上过讲台。
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忙碌和高压，让Jocelyn在求职时，给自己划定了两个条件：留在石家庄，找一份稳定、压力小的工作。她不想再过一种压力始终悬在头顶的生活。
那年的省市事业单位联考已经结束，下一次要等到第二年春天。她也投过企业，有的简历石沉大海，有的面试临近时又突然取消。工作迟迟没有着落，她开始失眠，想尽快结束这种悬而未决的生活。
8月，河北石家庄的一所民办大专来了消息，通知她线上试讲。这是她回内地后参加的第一次教师岗位面试。没有教学经验的Jocelyn，讲课PPT都是临时准备的。轮到她时，她紧张得略过了原本设计好的导入。
试讲时，一位英语教师评价她口语不错。Jocelyn知道，这得益于她在本科和硕士期间全英文授课的学习经历。
进入会议后，Jocelyn听到上一位应聘者正在回答考官问题。对方有英国一所大学的硕士学历，还发表过两篇论文。一个有海外学历和科研成果的人，也在竞争这所县城大专的教师岗位，Jocelyn觉得自己大概不会被选中。
面试结束后，学校最终同时向两人发出了邀请。她后来才知道，那位履历更丰富的应聘者没有来，Jocelyn顺利留在了这里，开始教授大学英语。
近两个月悬而未决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。虽然工资不高，但她想着，先找一份工作过渡，积累教学经验后再考公办大专及教师。
如今，25岁的Jocelyn已经在这所学校工作近两年。
学校在县城里，她每天从市区坐班车过去，单程需要四五十分钟。每周有二十课时，每天上一到三节课。
满课时的月份，学校工资约3300元，另有480元的课时费；加上当地人才补贴，总体到手约五千元。但如果到了寒暑假，没有课时费，扣除保险后，学校发放的工资只剩一千多元。
这个数字并不宽裕。但她在家吃住，不需要承担房租，学校提供免费通勤。父母对她没有经济上的要求，也不期待她必须把二十五万的读研费用挣回来。
这份工作让Jocelyn比较直观地拥有了更多时间。每天的班车时间固定，住在市区的教师很少加班，工作消息通常停留在下班前。
寒暑假除了集体线上培训，基本没有其他工作打扰。上一个寒假，她报名参加了十天的成人古典舞集训；其他假期，她会去旅行，也会准备考试提升自己。入职后，她一边上课，一边通过了二级笔译考试。
刚入职时，她也感到过落差。过去所学的内容，在课堂上只需用到一小部分。“一开始会觉得有点没意思，比如说我有十成功力，只需要发挥三四成功力就能完成工作。”为了获得更多成长感，她把业余时间用来继续学习、准备考试。
然而，入职近一年后，教学以外的任务逐渐多起来，Jocelyn的时间被塞得满满当当。除了每天讲课，部门总结、宣传和教学材料也会落到年轻教师身上。
刚结束的一个学期，Jocelyn的工作一件接着一件。写教学改革材料、参加微课比赛、省级课题立项、拍社会实践视频等等。唯一的好处或许是，“上下班时间分得很开，我基本下班之后就完全不需要再考虑上班的事情。”
入职后，她参加过三次公办学校招聘，能报考的都是行政或教辅岗位，没有教师岗。其中一个岗位限制应届身份，仍有一百多人竞争，只录取一人。
她逐渐发现，公办大专的专任教师招聘正在向博士倾斜，自己能够报考的公办专任教师岗位越来越少；即使考进去，非教学的行政工作也不是她真正想要的。
Jocelyn不再把“考进公办”视作必须完成的目标。眼下，她准备先评中级职称，争取更多的科研和比赛机会。
据她观察，这所民办学校很少主动辞退教师，人员流动更多来自教师自行离开；她认识的教师中，教龄最长的一位，执教时间几乎与她的年龄相当。
至少短期内，她愿意继续留在这里，按班车的时刻上下班。这更接近她所说的“称心如意的生活”。
对不少选择大专的年轻教师来说，这份工作的吸引力不只在于寒暑假和时间自由，还因为这里没有中小学的升学率与班级排名。
不少学生学习基础普遍较弱，对成绩的期待也不高。走进课堂后，教师首先需要调整自己对课堂的预期：一堂课里有多少人愿意听，学生学到什么程度，怎样才算把课上好了。
Jocelyn刚开始教大学英语时，会把课备得很细，逐句解释词义、语法和句子结构。讲得越多，她越能察觉，学生无法全部吸收。班里不少学生通过单招进入学校，考试未必包含英语；还有人从中职升学上来，已经多年没有系统学过这门语言。大多数人的目标不是高分，只是顺利及格。
她慢慢为课堂设置了两套标准。基础薄弱的学生，只需要听懂课文大意、认出生词，把句子读下来；有基础、想参加英语考试的人，再继续学习语法和英文表达。讲到更难的部分，她会提前提醒，让想继续听的人跟上。
Jocelyn也看见了这种低预期的另一面。她曾兼职为留学生做过考前辅导，课时费高，却让她身心俱疲。她辅导的一名学生临近考试时压力极大，情绪接近崩溃。上课时，她一半时间讲课，另一半时间用来安抚学生的焦虑。教完这名学生，她暂时停止了兼职。
再回到大专课堂，她反而觉得眼前的学生越看越可爱。“学习好不好的就这样吧，”她说，“至少这群孩子看着很阳光、很健康。”
但分数压力降低，不意味着教师对学生承担的责任变轻。Jocelyn所在的学校里，成绩只是教学的一部分，学校更在意的是学生的安全问题。她必须弄清每一名学生是否到课；如果没有出现，就要有假条。
如果成为班主任，这条责任边界则会继续向课堂之外延伸。
课堂内外
杨烁，27岁，江苏，公办大专
杨烁在江苏一所公办大专任教时，兼任班主任。
这里的班主任与辅导员职责接近，请假、查寝、奖助学金评定、家校沟通都要处理，和学生谈心后还要留下纸质记录，写清学生的状态和后续计划。每学期，她还要在学生宿舍里轮值两次夜班，从晚上十点守到第二天早上七点。
有一次凌晨三四点，隔壁班的一个学生感染了诺如病毒，呕吐不止。陪他去医院的是杨烁班里的班长，也是他的室友。杨烁赶到医院，在输液室守着两个学生。打完吊瓶，等他们离开医院，天已经亮了。
2023年，彼时24岁的杨烁从香港大学硕士毕业，拿到了江苏这所公办大专的编制，每月到手七千多元。
入职以前，杨烁以为大专教师的生活只由几样简单的事组成：教课，写论文，偶尔带学生参加一下比赛。真正进入学校后，她才知道，课表只标注了这份工作可以计量的部分。
一个班交到她手上，学生的疾病、失联、夜不归宿，乃至家庭矛盾，也一并成为了她的职责。有一阵子，只要夜里听到手表震动，她的心就会猛地收紧，担心学生出事。
一次，班上一个女生夜里去了酒吧，查寝时未归宿，杨烁打电话联系女生回校，甚至开车赶到附近。回学校的路上，她一边开车一边劝导，听女生说起与家庭的冲突，又一路苦口婆心。
突发情况虽是偶发，但这让杨烁觉得自己始终处在待命状态。
不过，杨烁和学生们相处得不错，相比其他班级来说，她觉得自己所带的班级更听话。她不把成绩差简单理解为学生“坏”。在她看来，一些学生只是受到身体、心理或家庭问题影响，还没有找到愿意投入的事情。
班里一个染黄头发、喜欢挑衅老师的男生，杨烁和他谈过一次话后，发现他慢慢在收敛。这让杨烁心里升起一些成就感。她对学生的要求是，不要挂科，在三年里找到一点真正感兴趣的东西，以及以后生活下去的“求生之道”。
课堂上听课的学生不多，一百多人的大课里，真正抬头听讲的有时不到十个。杨烁说，有五六个人愿意听已经很好，其余学生只要不扰乱课堂，她不会强行要求每个人抬头。
相比行政事务和学生管理，杨烁最喜欢的仍然是教学，对比其他工作，教学反而是一种精神放松。大学语文没有中小学的升学压力，她可以把自己研究过的文学和文化带进课堂。有时学生给出不错的反响，让她享受起这个过程中获得的成就感。“教学是最简单的任务。”
不过体力消耗仍然不轻。一天上完八节课，她的嗓子会完全哑掉，一度需要戒糖、戒辣，随身带着话筒。
离开
李笠，27岁，重庆，民办大专
李笠面对的是另一种学生关系。她没有担任班主任，对学生的责任主要来自任课教师这一身份。
只是，相比杨烁，她没有那么幸运。她不适应和学生的相处方式，时常为此感到头痛。
一次课堂上，一名学生趴在桌上睡觉。李笠让旁边的同学把人叫醒，睡着的学生醒来后情绪激烈，几乎要对叫醒他的同学动手。另一次，一个学生始终在课堂上说话。她让对方安静，学生起身离开教室，关门时发出一声巨响，嘴里骂着脏话。
李笠问过同事，发现这类冲突在大专课堂上并不罕见。
在学校的规则里，学生只要进入课堂，一举一动的责任最终都会落到任课教师身上。学生在课堂睡觉，老师需要把他叫醒；学生中途离开，老师要知道他去了哪里；如果督导推门时看见秩序混乱，被记录和评价的也是老师。
这种责任与李笠熟悉的大学生活不同。她在悉尼大学读了三年金融本科，又读了一年半商业数据分析硕士。在她的认知里，大学教师更专注于课堂的教学，不需要为纪律和学生的生活事项兜底。
2023年底，彼时24岁的她从悉尼大学硕士毕业回国，次年5月，她入职重庆一所民办大专，教授信息技术、Python基础和大数据类课程。
她选择这份工作，首先看中的是假期多。每周二十节课，通常集中在三天上完，没课就可以离校；月薪到手六七千，还有寒暑假。按时薪计算，这份工作在她眼里是比坐班的工作划算的。
只是，入职没多久，课堂之外的工作开始侵入。
毕业季，学院把一部分毕业生分给任课教师，要求他们催收论文和实习材料。晚上十一点，学生仍会从钉钉发来消息。有人不知道如何打印，有人问毕业论文是不是需要手写。材料实在交不上来时，甚至需要教师替学生“做个假的”。李笠很难从这些劳动里获得价值感，只觉得荒谬。
教室里装有摄像头，督导也可能随时推门听课。评分关系着收入、职称评定和后续的岗位安排。李笠记得，一位同事因为腹痛坐着讲课，督导进来时看到他没有站起来。随后，那位老师被领导批评了两个星期。
李笠渐渐觉得，讲好一堂课还不够，她还得随时证明，自己正按照学校期待的方式上课。课后，如果不是知识上的问题，她不愿与学生保持过多联系，尤其会主动和男学生拉开距离。学生却把这种边界理解成冷漠。
临近离职时，有学生投诉她“不够热情”。领导找她谈话，希望她更亲近学生，爱护、引导他们。学校对教师的要求里，还包括用爱“感化”学生。
这次投诉让李笠反复回想自己的工作，她意识到自己无法成为学校期待的那种老师。
在她决定离职之前，身体已经出现了反应。工作后期，她开车驶上那条通往学校的高速，有时会突然想哭。
家人最初劝她再坚持坚持，六七千元的收入、时间自由和寒暑假，很难在另一份工作里同时得到。后来，看见她长期郁郁寡欢，家人便转而支持她的离开。
2025年7月，李笠办理了离职。最后一堂课结束，她照常走出校门，只觉得“终于解脱了”。离开后，她去看中医，被告知气血不足，也吃过一段中药，睡眠和情绪逐渐恢复。如今，她开始寻找企业行政类工作，不再打算当老师。
稳定的岸开始摇晃
杨烁第一次认真想到辞职，是在一场面向年轻教师的会议上。
领导说，如果大家再不努力，学校以后可能招不到学生。学校面临过不止一次招生危机，老教师经历过，知道没有学生的日子多难熬。
这番话原本是为了让教师产生紧迫感，却让杨烁思考起这份职业的前景。
她本科就读于一所211大学的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，毕业时，她先后经历考研和事业单位考试失利。后来，她虽然考上老家的一家事业单位，又因为工作内容选择放弃，前往香港大学读文学及文化研究硕士。
本科毕业时求职的几次失败，给她留下了阴影。她11月毕业，12月才能拿到港校的学历认证，无法参加内地秋招。杨烁担心，自己会在毕业后再次陷入没有着落的状态。
于是，在距离正式毕业前的春季招聘开始后，她应聘了江苏一所公办大专。4月，距离毕业还有半年多，录用通知顺利到了杨烁手里。学校有编制，离家不远，让她悬着的心有了着落，她便没有再投其他岗位。
入职第一年，新教师需要一边坐办公室处理行政，一边承担教学。没课时，她白天处理检查、报表和绩效，晚上备课。最晚一次，杨烁备课到凌晨两点。
熬过这一年，行政工作结束，她不再需要每天到校，课程集中安排后，一度做到“上三休四”。一个十八周的学期，有时主要课程能在前十周就完成。
那半年，她每天花三个小时遛狗，还有时间旅行。杨烁回忆起来，形容那段生活“美轮美奂”。
如果只看当下，她没有迫切离开的理由，这份工作也最符合传统意义上的“上岸”。但会议上领导的话让她改变了想法。
杨烁所在的是一所以技术类专业为主的高职院校。理工科更容易与产业和就业建立联系，文科在学校里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。她离开前半年，两个文科学院合并，一些招生困难的专业停止招生。
一名原本教授婴幼儿托育专业的同事，在专业停止招生后，失去了熟悉的教学工作。为了继续留在专任教师岗位，他只能转去教传媒，从课表里挑选几门看起来能够胜任的课，一边自学，一边上课，回答学生的问题。
跨专业勉强完成授课已经不易，参加教学比赛更难。教师需要站在评委面前，把一门刚刚学会的课，呈现得像是经过多年积累。
这件事尚未直接发生在教授大学语文的杨烁身上，但同事的处境让她提前看见一种可能：专业停止招生以后，编制也许还在，教师却未必还能做原来的事；如果跨专业也无法继续教学，最后可能被转去行政。
学校对教师的考核以工作量为基础。每个人一年要完成360个工作量，课程足够时，工资可以正常发放；学生减少，课表排不满，收入便可能打折。
在学校工作二十多年的老教师经历过两次招生危机。因为有编制，学校没有直接辞退教师，工资却一度降到很低，不少人最后主动离开。
杨烁入职时，学校仍处在招生高峰，危机并没有真正到来。她担心，若生源减少成为长期趋势，这一次未必还能像过去那样，熬几年便恢复。
她发现，编制只能保证不会被轻易辞退，无法保证一个专业一直存在，也无法保证课程和收入始终不变。
与此同时，杨烁所在的学校正在谋求升格到本科层次。对学校而言，向上走意味着争取更好的层次和生源；但升格的压力往下一层层传递，最终落在了普通教师身上。
横向课题是她感受最明显的变化。与这类项目通常来自学校与企业的合作：企业出资，委托教师提供调研、咨询或技术服务。教师获得经费和行业经验，学校也借此证明服务企业的能力。可一旦经费金额成为指标，压力便随之落到教师身上。
原本用于连接学校与企业的项目，变成了一笔必须完成的数字。很多教师只能选择自己先行垫付科研经费，完成指标和考核。
同一时期，学校对课堂的评价也在收紧。与奖励优秀者的讲课比赛不同，学校又组织了教学测评。教师需要准备教案、说课材料和现场展示，再由外校评委打分。没有通过的教师需要参加培训、再次考核，多次未通过，可能被暂停教学，转去行政。
杨烁在测评中拿了全校第一。她讲课有优势，不是容易失去讲台的人，却仍然从中感到不安。在她看来，当专任教师逐渐饱和，这套测评不仅判断一堂课讲得如何，也在重新决定谁还能继续承担教学。
学校担心在院校层次的竞争中掉队，教师则开始担心，自己还有没有课程可以上。
在危机的裹挟下，杨烁开始寻找新的工作。最后，她拿到一所公办本科院校的行政岗位。
新的学校层次更高，在当时看来也有更多发展的可能。为了离开，她还需要承担一笔违约金——入职大专时，杨烁签过一份五年服务期协议。五年内无论工作多久，只要主动离职，都要支付三万元违约金。
2025年7月，任教一年半后，她交了三万元，决定放弃编制。
她几乎等到学生离校前，才告诉他们自己要走。班里的学生觉得意外，也有人舍不得她。分别前，他们拍了一张合影。离职后的半年里，教师节仍有学生为她送来祝福。
最后一天下班，她把在学校的行李装了满满一车，开回老家。一路上，她享受少有的轻松，终于不必再担心手机在深夜响起。去一所层次更高的本科院校，在当时看来是一次向上流动。
离职前，在大专带过她的老教师提醒她，全职行政很难留下属于自己的成果，做久了像是在“为他人做嫁衣”。杨烁当时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上。她想，上班没有意义也没关系，人生的意义可以留到下班以后寻找。
一年后，新工作的另一面逐渐显现。她每天处理材料、表格和盖章，忙碌程度大约是过去的2.5倍，收入反而比从前少了两三千元。到了暑假，即使不用按时上班打卡，会议、考察和临时材料仍然接连不断。
做久了，她开始不知道，这份工作究竟在使用自己的哪一种能力，甚至觉得，只要经过训练，“高中生也能做”。
她重新想起讲台，开始有些怀念过去当大专老师的生活。毕竟，那份工作能让她切实感受到“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”的价值感。课堂上及时而生动的回应，做老师获得的信任感，是行政工作无法给予的。
尽管当时身处围城里的困境都是真的，她仍然认可大专教师是一份不错的工作，“它适合追求轻松生活的人。”
杨烁曾把自己的职业选择称为“文科女的时代自救”。在大专，她亲眼看见文科专业被边缘化、撤并，于是试图在风险真正落到自己身上之前离开。她躲开了上一份工作的危机，跳进了另一座围城。
至于下一步，她没有清晰答案，打算先在这里“苟着”。
对话临近结束，当被问到“现在的工作和当时相比，哪个阶段更快乐”时，杨烁不假思索道：
“当时的阶段更快乐一点。”
*文中受访者皆为化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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